自述:六十花甲,卅八编研
年届花甲,编辑生涯已然跨入第38个年头。蓦然回首,一片灯火阑珊。
我的祖籍是河北省邢台县(今属邢台市信都区),1965年生于河南省林县(今林州市)。我的名字即与出生地有关。父母一工一农,都是扫盲班的文化程度。母亲参加了红旗渠的修建。我出生的那年红旗渠正好试通水。
1972年,笔者入读林县李家岗小学。1974年河南省将毕业时间推迟了半年,所以我的三年级读了一年半。1976年初,我们全家迁回祖籍,我的四年级本已读了一个学期,但跟上不足,随下有余,我只好重读四年级的上学期,又耽误了半年。1977年,全国教育走向正轨,统一改为夏季毕业,我的五年级也读了一年半。这样,我的小学一共用了六年半时间。
1978年夏季,我赶上了邢台县办中学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第一次招生,非常幸运地考入了邢台县会宁中学的初中(53班),学制改成了三年。开初,我有点抱怨,因为比起林县的发小们又得多上一年初中,总的晚两年了。但后来感觉,这三年初中非常值得,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1981年,初中毕业,我继续在本校读高中(82班)。这次我的运气出奇地好,赶上了会宁中学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。高一伊始,班主任赵炳人即为我定下了考取北京大学的目标。经过两年刻苦努力,我梦想成真,进入了北大历史系学习,也为会宁中学实现了“文革”后北清零的突破。
可能中小学期间学过的汉语字词及英语单词还是太有限,我居然能够将它们全都非常牢固地铭记在脑中,考试及作文从没写过错别字。这是日后做编辑的基础之一。
1983-1987年四年大学生活,本人努力研读古诗文,对繁体字、生僻字死记硬背,还补背了不少古诗词(中小学时无从寻找)。记得有一次张广达教授给同学们讲授学习方法时,极力推崇机械记忆即死记硬背,认为只有这样,学到的知识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。实际上,这点与我们好多同学的方法是暗合的。这些古汉语的基本功成了日后做古籍编辑的基础之一。
大二时我开始练习书法,因为自己感觉字写得太差了。吴小如教授在给我们讲课时,也说过:书法是个人的门面,文科大学生字太差是说不过去的。吴先生当时已经年愈花甲,依然每天练字。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。我选择摹仿的是楷书的最高峰也是要求最为严苛的柳体。
21世纪以前,文字的主要载体还是纸张。我在练习书法的同时,也注重练习硬笔书法,这方面得益于同室同学邓建民推荐的《怎样快写钢笔字》一书。这个时期,我写了很多文章和书信(包括情书),写作能力提高了一个层次。我的文风朴实无华,惜字如金,杜绝废话。不过,有时就难免失于偏颇,即我撰写文章太过吝墨,使用了很多单字词,不符合现代语言习惯和阅读习惯,不得不留心将它们改为双字词。写作能力也是编辑的基本功之一。
1987年大学毕业,我入职河北人民出版社,成为一名图书编辑,2005年获得资格并被聘为编审,2022年获得中国编辑学会从事编辑三十余年荣誉证书。一职而终。
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给我帮助最大的两位老师是栾保群和吕苏生。栾老师当时是古籍辞书编辑室主任,吕老师是文史编辑室主任。栾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,吕老师是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。在他们的引领和教导下,我熟悉编辑业务,并开展自己的研究。
人们都说编辑是个杂家。这点没错。人不能闲着,必须时时地为自己找事来做,丰富自己,充实自己。于是,本人广泛地阅读古典文学、哲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宗教史、书法学、书法史、古建筑史、易学、易学史等方面的书籍。读的书越多,越感觉知识的贫乏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确是至理名言。
但是,工作之余的阅读学习,与大学期间的阅读学习是不一样的。大学主要职责就是学习,有大把的时间。工作之后主要职责是做好业务,整块的时间不多。想搞学术研究,在社科院、研究所、高校工作是最理想的,在那里可以专心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研究,即使高校的老师在讲课之外还是有充裕时间的。出版社则不然,编辑人员白天忙工作,有时晚上甚至节假日还得加班,再搞学术研究真有点奢侈了。
基于这样的客观条件,参加工作之后的学习应该是有针对性的,即自己对哪方面感兴趣,就以此为中心,像研究员搞课题研究一样,集中精力,广泛了解现状,研读种种资料,最后形成自己的成果。
1980年代后期,全国掀起了“周易热”。我本不喜欢凑热闹,但工作之余百无聊赖,接触之后,居然成功地登堂入室。真没想到,学了马上就用到了。我们出版社要出版武侠小说之鼻祖《三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《续小五义》,由我来当责任编辑。三书的语言是清朝中后期说书匠人的口语,比较通俗,但也有些今人不易明白的地方。古本多种,今本也有多种,点校者虽然下了工夫,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。比如:锦毛鼠白玉堂误入铜网阵而亡。铜网阵依八宫六十四卦方式排列,作者详细地解说六十四卦。点校者不懂周易,把六十四卦卦名点断得七零八落。我把这些一一改正,维护了出版社的声誉。
在基本掌握纳甲占筮法之后,我研读了朋友送我的《卜筮正宗》残破的复印件,感觉自己跃上了一个新台阶。这时,我就想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出来,因为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此类书籍水平有限且废话连篇。于是在下了一番工夫之后,我写出了《易卦入门》。后来感觉,成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,其中需要系统化、条理化、精准化,应该使全篇及每句话都无懈可击。有了这种体会,我曾多次倡议易界同仁一定多总结、多写文章。
1990年左右,万年历类图书畅销,但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。万年历属于工具书,如果出现错误,将给大众生活带来很大不便。我本出生于1965年,但直到全家回迁邢台时才上户口。大队会计问几岁了,家长说12岁属蛇,那就是1976-12=1964了。孰不知家长报的是虚岁,当时没有万年历,所以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编写出了新万年历,命名《阴阳干支万年历》,1992年公开出版,几年时间发行10多万册。进入21世纪,《阴阳干支万年历》又推出了第二版、第三版、第四版以及最新版的《吉祥民历》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追求完美。
与此相类似,2003年我编写出了《中国古代万年历》。通过它,可以很方便地查出古代中西历的日期。因为中国阴历与公历在年月日上有区别,有的就可能差出一个年号来。例如:秦二世三年/子婴元年(前207)九月,子婴杀赵高;子婴二年/汉高祖元年(前206)十月,子婴降于刘邦。这是大多数著作的括注。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一个公元年号里即“公元前207年”,因为秦用颛顼历,以十月为岁首,汉因之,所以把两事分在子婴元年和二年,直至汉高祖元年十一月十九方才进入公元前206年。中华书局1956年版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括号内的内容与所注内容应该是画等号的,怎样处理上边的问题呢?括号置于月后并在括号内多加一个字,“子婴二年/汉高祖元年十月(属公元前207年),子婴降于刘邦”就可以了。非常著名的鸿门宴发生在汉高祖元年十二月,这时已经是公元前206年了。
既然喜欢什么,那就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。当年练书法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,自己这方面的天资实在不强。但是,既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,那我就要下点工夫,搜罗、研读,了解书法艺术,了解书法发展史。最后,我自己编选出版了《真行草隶十大法帖》《汉隶精品大观》以及《中国书法理论经典》等。
不得不说,大学本科的学习是根本,是基础。我的本科是中国历史,自然在这方面最为擅长,于是乎撰写并出版了《乱世英雄》(台湾版名《乱世英雄传》)《古代军事家故事》等。
三十多年一直做古籍编辑,我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这些年,经我手整理出版的古籍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白话黄帝内经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徐霞客游记》《增删卜易》《卜筮正宗》等。不过,古籍整理的水太深,对整理者要求太高。我十分赞同吕苏生老师的观点,即最好的整理方式是影印,绝对保真保值。因为古籍包含的知识涉及方方面面,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都知晓,那么出现一处硬伤就可能被攻击。我曾经听说过某某大家点校的某某古籍出现了什么什么错误。
1990年代末,我感觉自己的学历不够了,于是报名参加了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在职硕士研究生班学习。我学的专业是文艺学。其间,我重读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,重读《金庸作品集》,全都作有笔记,与原来阅读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我记得写过的作业里有一篇《论〈天龙八部〉之悲美》,一篇《论春—江—花—月—夜之美》。在全国英语通考面前,我没给北大丢脸,一次顺利通过。在思考学位论文选题时,我产生了从易学角度分析《三国演义》的想法,于是写出了《〈三国演义〉与中国神秘文化》,通过答辩,于2001年获得了河北师大文学硕士学位。
由于在硕士论文投入精力很大,在获得学位后,我把论文修改了一下,正式出版了,这就是《易说三国》(中国言实2005年版,ISBN7-80128-552-2)。
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往往顾此而失彼,那就需要做出选择。2004年,经过反复权衡,我决定放弃书法、英语等,而把周易作为唯一的业余爱好。2013年,我正式接手主编河北省周易研究会会刊《河北周易》(总第6期始)。本来,我认为自己当了多年的编辑了,杂志还不一样吗?还真有区别。从栏目设置、文章排序、补白、内文设计、封面设计、编辑校对等方面,我们一点一点地进步。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从不定期刊物,我们改为了季刊,现在已经出到了总第46期。从里到外,方方面面,《河北周易》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别的刊物。在做主编的同时,我积极撰写文章,在会刊发表了50多篇,其中《论会刊在研究会建设中的巨大作用》提交给了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。
1990年代初期,家用电脑开始进入普通家庭。1992年,我自费购置了286微机,内装DOS系统,主要学习五笔打字技能和方正书版排版技术。当时,好多作家、学者在争论电脑打字是不是影响思维。我在一个星期内学会了五笔打字,间隔一个星期后温习,就彻底巩固了。这时,我自己在电脑上用键盘敲打出了一部60万字的稿子,完全是盲打,汉字比英语输入速度要快。五笔字型印入了脑海,随着自己的思维一起付诸键盘,醒目的印刷体展现在面前。这是汉字输入和排版技术的革命。此后,我曾多次力劝老同志一定要紧跟时代,享受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巨大便利。
返回本职工作。2003年,我担任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古籍方志编辑部主任。我一贯的原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,而在其位必须精其政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,我们锻造了一支坚强的名牌业务团队,方志类图书出版成为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大特色、一张名片。
在与作者交往时,我一直主张换位思考,为作者着想。方志类图书的作者大多是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,是机关的公务员或参公的事业编身份。方志、年鉴的编纂是他们的工作任务。一旦交稿,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上级领导,都希望早日出版见书。我们身为编辑,应该为他们考虑,在允许的范围内,尽可能地提供方便,向前赶时间;如果实在不行,那也绝对不能将就,诚恳地说明原因即可,我们相信作者会理解的。理解万岁。
作为编辑部主任,一项十分坚巨的任务就是培养新人。首先,督促他们加强学习,因为打铁必须自身硬,只有学习,才能开扩自己的知识面。第二,教育他们加强责任心,维护集体的荣誉。我们责编的每一本书,都代表了出版社的水平。一定要维护本社的名声。第三,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完全传授给他们。第四,培养他们成为多面手。编辑之外,诸如内文版式设计、工艺流程等,也要求他们精通,这样才算一个合格的编辑。通过本人的言传身教,本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已经很快地成长起来了。
本书名为《方志易错分析》,名副其实。它不是一本综合全面的教材,而是专门针对方志类图书极易出错的几个方面,分析其错误,给出正确表达方式。当然,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,欢迎各方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
本想自己写篇前言或自序放在前面的,但又想到也许哪位讨厌呢。我本人即有过买了一本书,发现其前言有四五十页,毫无意义,于是直接将其撕去。这篇后记性质的《自述》都是自己的感悟,聊附于此,与有缘者共勉了。
杨永林
2024年9月19日